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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吕端这人话不多，时常有些囫囵，但一旦清醒起来，看问题往往入木三分。

    奏折中明确指出，高征税这种劫富济贫的做法，弊大于利。

    杨延定的初衷是遏制豪商大贾，虽然每年的盈利有一半上缴了国库。

    但一年赚了上百万块，上缴三十万还是五十万，差别并不大。

    但一年赚万把块，上缴一千块还是三千块，差别可就大了。

    这是一个量变引起质变的问题。

    就比如一个月赚五千和一个月赚八千，看似只多了三千块钱，但城市生活成本得花五千。

    也就是说，赚五千的人月月光，赚八千的人可以存下三千来。

    几年之后，赚五千的人还是赚五千，而且生怕被辞退。

    而赚八千的人，存了点钱，可以做些小生意，不用活得那么战战兢兢。

    国库指着这些每年缴三五十万的人养活医保司和义务教育司以及基建司，所以对这些豪商巨贾有许多优惠政策，生怕他倒了，从而影响国库收入。

    但实际上高征税收入的大头，还是来自那些一年缴纳两三千块的人。

    这些人缴纳了高税赋，必然影响经营。况头顶上有豪商大贾，想要扩大规模本就困难，如此一来，便断绝了扩大的希望。

    做来做去，钱全部归了国库，那还有什么劲？

    不如干脆解散了作坊和工场，去给豪商大贾打工。

    虽然收益少一些，却也免却了风险。

    先前积累的盈利，存在银行备不时之需，安安稳稳过一辈子也就够了。

    长此以往，国内的工场商行经营，必然被几家豪商巨贾垄断，如此对于社稷来说，是个巨大的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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